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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李鸿章死,不足百日,梁启超就为他做了论定,曰:“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”;又曰:“李之受病,在不学无术。”(《李鸿章传》)罗尔纲不同意,说,“批评鸿章徒知效法西洋物质建设,而不明西洋所以富强的本源,那是错误的”,“启超此论,殊厚诬鸿章”。为了说明鸿章身为“中兴名臣”,位高权重,何以不能戮力自强,振兴国家,罗尔纲强调首要原因在于当时的封疆大吏“自顾本省,力尚勉强可及,兼支全国,则势有所不能”,而“鸿章以一直隶总督,内则扼于翁同龢、李鸿藻辈,外则各省督抚各自为谋,孤立无助,只以北洋一隅支持全国以与方兴的日本战,安得不败” (《淮军志》)。

  启超撰鸿章传时,才二十九岁,对湘、淮人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,必有非常直观的感受,而对晚期帝国的实际操作则未了然,或以此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希望,以为军功集团硕果仅存的大佬李鸿章真正拥有改变中国的力量,却没想到鸿章不仅慨叹“得君之难”,还常受清流排挤,方自固保位之不遑,何敢再有出位之思。或要等到戊戌政变,亡命海外,发现皇帝也自身难保,或再等到民国肇造,受了袁世凯的玩弄,这时回头想想中堂,启超才会生出同情的理解罢。

  然而这个话题长使英雄泪满襟,还是说说鸿章“内则扼于翁同龢”这个可以八卦的话题。其事得从同龢的三哥同书说起。

  同书(1810-1865),年长于同龢二十岁,道光进士,咸丰末官至巡抚。同治元年正月十六日,同书奉调令回京,不过一星期,就被革职逮问。原来,初十日,新受命节制四省军务的两江总督曾国藩,上折严劾前安徽巡抚翁同书,说同书早在在咸丰九年六月定远失守时,不顾守土有责,“弃城远遁”,逃往寿州,随又勾结土匪苗沛霖,“屡疏保荐,养痈遗患”。而当十一年春,沛霖为报私仇,围攻寿州,同书既不能守,又不肯走(其时已奉回京另有任命之令),竟然遵了沛霖的“逆命”,逮捕地方团练绅士孙家泰,致其全族为沛霖杀害,事后反而“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,团练之有罪”。前此,十一年正月间,同书上疏,一折三片,连篇累牍,说的却是“苗沛霖之必应诛剿”,有“今日不为忠言,毕生所学何事”之语。两相对照,“大相矛盾”,“判若天渊”,而且,事定之后给国藩写信,“全无引咎之词,廉耻丧尽,恬不为怪”。于是,国藩建议,对这种失守逃遁,酿成巨祸,而又“颠倒是非,荧惑圣听”的坏官,务必请旨“革职拿问”,命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,“以肃军纪而昭炯戒”。为了坚定中央惩办同书的决心,国藩最后加了一句:“臣职分所在,例应纠参,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,瞻顾迁就。”

  安徽是两江总督辖区,故曰“职分所在”。至于“门第鼎盛”,请开列当时翁氏三代的职衔。同书父心存(1791-1862),大学士,管理工部事务,是所谓当朝宰相(按:清代不设宰相,民间俗称大学士为宰相,大学士兼管部务可称真相,若兼军机处领班大臣则是首相);兄同爵,兵部员外郎(未来仕至巡抚);弟同龢,咸丰六年状元,提督陕甘学政(未来也是宰相);子曾源,恩赏举人(明年即中状元)。而且,(咸丰六年)“冬,赐御书福字,并文绮食物,自是岁以为常”(翁同书《顨斋自订年谱》)。于此可知翁家的“帝眷”有多深厚,也可知国藩参折那一句“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,瞻顾迁就”有多冷峻。

  奏上之日,即是君臣缄口不能为同书开脱之日。当然,不仅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,偶值下有警策之时,君上也有对策——无非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的八字诀。请看进程:二月,同书议以失陷城寨律治罪,拟斩监候。十一月初,心存病卒,特旨同书出狱治丧。明年二月再入狱。到了这年秋后问斩的前夕,太后没有“勾决”,只说“仍牢固监禁”;十二月,以“皖北肃清”,“加恩发往新疆效力赎罪”。三年三月启程,至山西,有旨,改发甘肃营中效力。四年十月,卒于军,特旨复原官,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赐恤,谥文勤。

  尽管没有送去菜市口砍头,其兄英年早逝,这份参折终脱不掉干系,其父卒年虽逾古稀,参折多少也有速死之效。自私谊而言,谓同龢与国藩有不共戴天之仇,并不过分。然而同龢心中似已放下了这事。当国藩以中兴元勋身份再回首都,同龢去“晤湘乡相国,无一语及前事”,并无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冲动,心中所想,不过是“南望松楸(按:翁氏祖茔在常熟虞山),相隔愈远,往年犹得展拜墓下,今何可得哉。忠恕二字一刻不可离,能敬方能诚,书以自儆”(翁同龢同治七年十二月晦日记)。显然公义战胜了私怨,时间冲淡了遗恨。

  可这与篇首试图揭示的翁、李不和有什么关系?原来,世传国藩参折有人代笔,代笔者正是鸿章,而同龢不敢公然与国藩作对,遂将一腔怒火发泄到鸿章身上,并从此揭幕了未来二十多年帝党与后党(或曰清流与浊流)相斗的连续剧。有不少近代乃至当代笔记传述了这件轶事,只是大都语焉不详,没有一家能举出确证。鄙人倒是在同龢日记里发现一条,似可证明同龢对代笔人耿耿不能忘,然而嫌犯却非鸿章。其词曰:

  得徐毅甫诗集读之,必传之作(自注:毅甫名子苓,乙未举人,合肥人,能古文)。集中有指斥寿春旧事,盖尝上书陈军务,未见听用,虽加体貌,而不合以去。弹章疑出其手,集中有裂帛贻湘乡之作也。(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)

  徐子苓是皖中名人(“合肥三怪”之一,生平见马其昶撰《龙泉老牧传》),早在北京,即是曾国藩“朋友圈”的常客,也是湘军创始人江忠源的生死之交,后来加入国藩的幕府。所著《敦艮吉斋文钞》中有两首《上翁抚军书》(俱在卷二),即所谓“上书陈军务者”;《敦艮吉斋诗存》卷二《山中寇盗相仍,将移家,闻曾帅兵抵皖南,先书问王大子原,时贼严关侦索,裂衫帛代书,并题一诗,纳老奴衣絮中》,署年“庚申”(咸丰十年),此即所谓“裂帛贻湘乡之作”。

  咸丰十一年冬,应是参折草稿之时,考其行踪,其时子苓、鸿章俱在国藩幕,但是鸿章正全力筹组淮军,且早就离开合肥作了难民,似不如子苓长时间生活在“敌占区”,了解情况,兼“能古文”,可以专心代笔。同龢所以怀疑子苓,不是没理由的,且定有风言风语入耳,才会在日记里为他挂个号。至于鸿章,在代笔这事上似是背了黑锅,尽管他并非没有直接得罪同龢。惟纸短事繁,容俟异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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暮成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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